光辉的历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始末

　　1944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这样强调，从我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与此同时中央命黄克诚率新四军新3师3万6千余人从苏北向东北挺进，林彪、罗荣桓及山东八路军各部近6万人也向北挺进。为加强东北干部力量，延安又派往东北近万名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距离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被毛泽东同志称之谓又一个几千里的小长征。国民党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意图，马上照会苏联方面，根据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北要完整交给民国政府（当年民国政府为合法政府）。11月19日，驻东北的苏军决定将中长铁路沿线城市全部移交民国政府，要求林彪所部全部撤出哈尔滨、长春、沈阳、吉林、四平、通辽和白城等地，为此中共中央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两厢之西厢便是内蒙古的东部区，当年察哈尔（今张家口）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热河（今赤峰）驻中共冀热辽分局，白城驻中共西满分局。1946年2月，冀热辽军分区李运昌部向赤峰林西一线进军，开辟革命根据地，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所属骑兵第4师和子章部阻拦，双方发生军事摩擦，一时关系紧张。

　　那么，中国共产党怎样进入内蒙古民族地区？怎样创建我党我军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怎样解决民族问题？这个重大问题摆在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面前。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派乌兰夫同志到内蒙古主持大局，开展民族自治运动。

　　1947年5月1日，科右前旗的重镇王爷庙街，也就是今天的乌兰浩特市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政治事件：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史称“五一大会”）在这里召开，并且在这次会议上，乌兰夫庄严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这个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政体的省级政权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政治创新。

　　那么，这个“五一大会”为什么会在王爷庙街召开呢？

　　一、抗战胜利后的内蒙古局势

　　抗日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部署总体战略方针时，密切关注内蒙古地区形势的发展，积极开展工作，并制定了内蒙工作方针。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内蒙工作方针》指示电。

　　中央首先指出：“在目前我党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下，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及和苏、蒙军取得直接联系的有利地位。”很显然，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是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和打通与苏蒙联系通道的关键，而且也是内蒙古具有极重要战略地位的核心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将内蒙古民族问题视为内蒙古革命的中心问题。

　　（一）苏尼特右旗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抗日战争胜利后，蒙古族各阶层都非常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蒙古族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怀着羡慕和向往的心情，有着争取蒙古民族解放的满腔热情和强烈愿望。同时，蒙古族上层及一些日伪旧官吏打着民族自治的旗号搞政治投机也登台表演。

　　1945年9月9日，所谓的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苏尼特右旗召开，有来自锡林郭勒盟各旗、察哈尔盟七旗（正蓝旗、太仆寺左旗除外）、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派来的代表和当时在苏尼特右旗的各界人士共计80余人参加大会。大会共举行三天，讨论通过了《内蒙古独立宣言》和《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最后又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27人，其中有常务委员11人。接着政府委员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部长、副部长。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下设内政、外交、军事、经济、交通、总务、宣传等部。原伪蒙古自治邦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赉任临时政府主席；原伪蒙古军第7师师长、察哈尔右翼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任临时政府副主席兼军事部部长。

　　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组成临时政府副主席达密凌苏龙为首的6人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提出五项要求：“第一项要求苏联代为广播内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第二项要求将来世界和平会议内派代表参加；第三项要求借款五千万元；第四项要求帮助接济成立五个师的机械化武装；第五项要求借贷汽车五十辆、汽油五十万桶及电台和收音机多台”。虽然这是一个临时组合，人员不足百人的政府，但它在复杂的时局中，在国共两党和中、美、苏三国中影响不小。对于代表团面见乔巴山，请求军事、经济上给予援助，并提“内外蒙合并”的要求，乔巴山予以拒绝。

　　10月上旬，乌兰夫赶到张家口见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副书记刘澜涛等领导，聂、刘向乌兰夫传达了中央对内蒙工作的指示，介绍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情况，提出解决“临时政府”的问题宜快不宜慢。

　　乌兰夫只带奎壁、陈炳宇、田户等几个人去了苏旗。当时，乌兰夫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绥蒙政府主席。初步接触后，经广泛做各层面的工作，“临时政府”的多数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当下时局有了一定认识，对补英达赉等人也有了新的认识。

　　9月30日，改组“临时政府”的会议召开。选举揭晓，乌兰夫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主席，奎壁等当选为委员。

　　乌兰夫决定把这个“临时政府”迁到共产党控制的察哈尔省张北县。12月“临时政府”迁到张北后，乌兰夫向晋察冀中央局领导汇报工作。临行前，停止了“临时政府”的活动。至此后，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便自生自灭了。

　　（二）“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

　　1945年8月9日，呼伦贝尔地区也与其他地区形势一样，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由日本侵略军一手策划出来的伪兴安北省随之垮台，使这一地区一时成为“权力真空”地带。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国民党的一些潜伏势力趁机抓紧活动，在海拉尔、满洲里、牙克石等地组建组织和成立“光复军”“保安队”等武装，准备迎接国民党接管该地区。黑龙江国民党党部蒙旗特派员李宗洲等到海拉尔进行活动。但由于广大的蒙民对国民党大汉民族主义深恶痛绝，其活动得不到支持，无法立足，自行退出呼伦贝尔。

　　1945年10月1日，在海拉尔成立了“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省政府主席由原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担任，副主席由原兴安省民政厅厅长善吉密图普担任，省政府所辖区域为兴安北省。

　　1946年3月，“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改称“呼伦贝尔临时地方自治政府”。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后，即在各个方面开展工作。

　　1947年12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副主席功果尔扎布、行政委员哈达、自治政府秘书科副科长都嘎尔扎布一行，前往王爷庙街向内蒙古自治政府请求经济援助。与内蒙古自治政府领导人交谈后，考虑到内蒙古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应该归内蒙古统一领导。他们回来后立即向额尔钦巴图作了汇报，额尔钦巴图同意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划归内蒙古统一领导。

　　1948年1月1日，在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礼堂集会。额尔钦巴图正式宣布：从今日起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改称呼伦贝尔盟，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统一领导。其机构设置、领导人的安排等，待由内蒙古自治政府重新安排和任命。

　　1月间，额尔钦巴图还率领功果尔扎布、德春、哈达、宝音毕力格苏荣、都嘎尔扎布等人组成代表团乘专车前往乌兰浩特，在车站受到内蒙古自治政府副主席哈丰阿，以及特木尔巴根、朋斯克、王再天等人的热烈欢迎。在乌兰浩特期间，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乌兰夫接见并设宴招待了代表团一行，商谈了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后的相关事宜。内蒙古自治政府还举办了专场文艺晚会为代表团演出。

　　之后，内蒙古自治政府发布命令，下达了呼伦贝尔盟政府机构设置和领导人任命名单：呼伦贝尔盟盟长为额尔钦巴图。

　　（三）恢复“兴安总省”

　　1945年8月9日，苏蒙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从阿尔山突破日军防线，一路向库伦、沈阳深入日本关东军各军事重镇，解放了东蒙古重镇王爷庙街。8月16日，苏蒙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会见了博彦满都和哈丰阿，由布里亚特蒙古人道尔吉作翻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首先表示：“苏联和蒙古已对日本宣战，苏蒙红军追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节节胜利，解放了内蒙古许多城乡，苏蒙红军还要向前进军，追击日寇，定要日本无条件投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还表示：“现在是作战时期，实行军事管制，要稳定后方。你们要把兴安总省政府重新组建起来，由博彦满都任省长，哈丰阿协助工作，在红军司令部指导下开展工作。”

　　8月17日，兴安总省政府恢复，主要人员有：省长博彦满都，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哈丰阿，阿思根主管军事，特木尔巴根主管财务，玛尼巴达拉和萨嘎拉扎布主管总务，还有政府委员若干人。兴安总省政府组建后，和苏蒙红军统帅部保持密切联系，主要工作是打击盗匪的抢劫活动，稳定金融市场，印发总省货币，保障人民正常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同时接待苏蒙红军，筹措粮草等物资供应，支援前方正义战争。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蒙古族人民对自己民族的命运和出路十分关切和担忧，他们纷纷作出反应，并且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当然，也有一些蒙古王公打着各种旗号进行政治投机。但是，总的来说，蒙古族人民关心、关切自己民族的出路与命运是积极和进步的。

　　二、东北解放战争王爷庙地区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对内蒙工作定下基本方针：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在乌盟、锡盟等纯蒙古地区可以自治政府的形式出现，在绥东、察南等蒙汉杂居地带则以蒙汉联合政权的形式出现）。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党内亦应由统一领导。各盟旗自治政府，目前可进行以下工作，如颁布简明纲领，建立地方武装，提拔与培养当地蒙古干部，检举蒙奸，举办有利蒙民的各种文化、经济及社会公益等建设事业。

　　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作出总体部署的时候，国民党也在迅速行动，他们从组织上完成环绕王爷庙地区的反革命部署。

　　东蒙古以王爷庙地区为中心，位于东北、华北解放区的西侧后方，背靠苏蒙盟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蒙的联络通道，又是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出兵解放白城、四平、沈阳和长春的主要通道。伪满时期，王爷庙街是兴安南省和兴安总省的所在地，是兴安北东西省的中心省，当时，东蒙古人口在300万左右，其中蒙古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约130余万。自1933年4月，在王爷庙街设立伪兴安南省和兴安总省后，王爷庙街形成了东蒙古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为争夺民族地区的战略地位，国民党反动派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相继成立或恢复了国民党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黑龙江省党部和特派员办事处，即所谓察蒙、热蒙、辽蒙、黑蒙党部及兴安省党部，从组织上完成了环绕东蒙古和王爷庙地区的反革命部署。另外还任命了几十个旗级党部书记长。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以热、察、绥等省调统室和沈阳、长春区分室为中心，成立了专门对蒙工作的情报站、组；军统特务组织以沈阳为中心，专门组织了东蒙情报组及辽北、兴安、热河、西满等组。国民党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恢复了日伪时代被取消了的内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在占领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察哈尔盟部分地区之后，又相继拼凑成了哲、卓、昭、察盟政府，任命了一部分蒙古王公为盟长。此外，以吴焕章为省长的国民党兴安省政府也开厅办公。国民党反动派在其占领区内大量收罗各方面的反动分子，为配合其武装进攻，假手上述党部、省盟政府，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内蒙古解放区各盟旗，破坏内蒙古自治运动，当时，进入王爷庙地区的国特就达80余人，他们在扎赉特旗、科右前旗、喜扎嘎尔旗、突泉县等地成立了国民党党部，任务是策应国民党军队进行东北决战，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新生的民主政权。同时策动各旗王公上层叛乱，瓦解东蒙古自治运动，把已进入东蒙古的共产党人赶出蒙境。

　　而王爷庙街作为当时东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尤为激烈。一些政治土匪接受国民党的“委任状”，招兵买马，拼凑武装，横行乡里。当时，王爷庙街妓院“大茶壶”出身的土匪阎振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31年东北沦陷后即投靠了日本人。日本投降后，随机投靠国民党，被国民党兴安省省长吴焕章任命王爷庙街维持会会长。阎振山拉帮结伙，拼凑起以地痞流氓为骨干的50多人的反动武装，明目张胆地与周边地区国民党“光复军”相勾结，企图控制王爷庙街，接应国民党军队的到来。

　　1945年8月17日恢复的兴安总省政府内防厅厅长阿思根，对阎振山这股国民党势力早已密切关注。为尽快斩断国民党势力的入侵，阿思根和警备大队大队长都固尔扎布考虑“维持会”大多是汉族人，由内防厅出面剿灭会引起民族矛盾，便同东北人民自治军驻白城子嫩江第一支队司令员夏尚志取得联系，请求出兵支援。夏尚志同意增援，派出嫩江第一支队某营教导员张义成前往王爷庙街，配合王爷庙警备大队作战，解除了阎振山的反动武装，处决了匪首阎振山，为王爷庙及周边地区人民群众清除了祸患。

　　突泉县，既是从王爷庙通往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的必经之路，又是晋察冀中央局和冀热辽分局向东北输送干部的交通咽喉，同时还是嫩江军区和辽吉军区的后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打通突泉这一交通要道，确保嫩江军区和辽吉军区侧后方的安全，嫩江省委省军区决定派遣胡秉权到突泉开辟工作。1945年11月25日，胡秉权带领警卫员张廷钧及东北人民自治军嫩江省军区洮南支队33团10余名战士，在突泉代表李兴孝的接应下进驻突泉城，立即开展革命活动。胡秉权一方面在33团驻地挂出“八路军招兵处”的牌子，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和政治主张，积极开展征兵扩军工作；另一方面广泛接触上层人士，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阐述抗战胜利后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阐明共产党对时局的政治主张；再一方面积极倡导建立县民主政府，组织地方武装，维持地方秩序。11月27日，胡秉权在赵星九等人的协助下，主持召开了突泉县地方各界名流、开明绅士、进步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即参议会。会上，胡秉权作了题为《抗战胜利后的时局》的报告，在对中国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揭穿了蒋介石背弃国共两党“双十协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正义斗争。会议争取并团结了倾向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的民主进步人士，并与他们进行合作，扩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12月3日，胡秉权主持召开第二次参议会，协商成立了突泉县民主政府。

　　突泉县民主政府成立后，在胡秉权的指导下，即着手开展宣传时局、发动群众、征兵扩军、震慑土匪、维护秩序以及“反奸清算”斗争的前期准备工作。县民主政府的成立及其初期工作，引起了一小撮反动阶级的惶恐不安，尤其是“反奸清算”斗争对象大地主李振芳、陈荣和奸商刘贡久等一伙极其敌视胡秉权和县民主政府。在群众的强烈呼声下，胡秉权命县公安大队中队长冯子臣先把原维持会稽查员“刘大马棒”刘海山抓起来关押，听候处理。冯子臣不仅偷偷释放已经扣押的刘海山，而且还与刘海山和公安大队副大队长宫希武相勾结，密谋制造了一起反革命武装叛乱。

　　12月5日，胡秉权正与张廷钧、李兴孝和阎玉泉在阎玉泉家交谈时，冯子臣一伙借助西科中旗（即科右中旗）土匪得拉根的“兵力”重重包围阎宅。经过一个小时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李兴孝被枪杀，胡秉权及其警卫员张廷钧被捕，33团战士被迫缴械。闻听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国民党“光复军”第11师骑兵旅旅长马海泉率两个团和一个骑兵连，于次日耀武扬威地开进县城，扶植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

　　嫩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朱光得到急报后，立即派张义成与东蒙古王爷庙驻白城子联络站负责人业喜扎拉森进行联系，请求王爷庙出兵营救胡秉权。兴安总省内防厅厅长阿思根闻讯后，亲率王爷庙警备总队第二大队160余人，于12月14日火速向突泉进发。部队抵达距突泉县城25华里的戴家窑（今突泉县太东乡所在地）驻扎下来，并派人到县城附近侦察敌军布防情况。此时，突泉县伪县长孙介斌一行4人前来讲和，称突泉人民要求不要攻打县城，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阿思根经过开会商议后考虑到突泉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即答应谈判并提出三项谈判条件：第一、突泉历来隶属东蒙古，现在突泉已经解放，我们要收复突泉，国民党及其“光复军”必须撤出；第二、撤出时不准抢劫民财，杀害无辜；第三、无条件地安全释放胡秉权等人。“光复军”旅长马海泉却毫无谈判诚意，当天下午派出一个骑兵连出城，向警备总队第二大队挑衅。鉴于此情况，阿思根当即决定于18日夜发起攻击。经过周密部署后，王爷庙警备总队第二大队在西科中旗民团的配合下很快攻入县城，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次日凌晨，败敌弃城溃逃，被监禁的胡秉权及其警卫员张廷钧和33团战士全部获救，突泉又一次获得解放。

　　三、东蒙古根据地的创建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以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为首的东蒙古进步势力在王爷庙地区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自治运动，各盟旗的进步势力和青年纷纷云集王爷庙街，形成了东蒙古民族自治运动中心。

　　8月18日，召开了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会议。出席成员有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会上，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名义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和《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同志们书》。

　　8月21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古本部在王爷庙街召开了首次党员会议。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27名党员参加会议。哈丰阿主持会议并作了题为《党的经历》的报告。报告追溯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自1925年建立以来的活动情况，提出在日寇被驱逐的形势下“需要党由秘密转向公开”。会议正式宣布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古本部，组成本部执行委员会。选举哈丰阿为东蒙古本部秘书长，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萨嘎拉扎布、阿思根等13人为执行委员；温都苏、都固尔扎布、张尼玛、乌力吉陶克套等4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临时党章》，确认了100多名党员资格。

　　为了“内外蒙合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1945年9月开始，发起了群众签名活动。由党的总部到东蒙各盟进行宣传，向群众说明“内外蒙合并”的好处，动员大家签名，最后装订成签名册。请愿书由哈丰阿起草。

　　10月20日，以博彦满都为团长，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那钦双合尔等代表共9人，秘书1人，总共10人前去乌兰巴托，请求“内外蒙合并”。

　　11月上旬，代表团抵达乌兰巴托，向乔巴山的高等秘书拉木苏隆递交了请愿书及签名册。

　　11月20日，拉木苏隆正式邀请首席代表博彦满都面见乔巴山，地点在蒙古国政府乔巴山办公室。在座的除拉木苏隆外，还有苏联顾问。乔巴山主席说：“你们的请愿书我看过了，经过研究，我们的意见是：第一、内外蒙合并不行，内蒙是中国的领土。第二、对内蒙解放事业的支援是可以的，但这不是公开的，而是要在暗中悄悄地进行。”乔巴山笑着打个比方说：“这种支援如同从窗户眼儿递东西一样，这窗户眼儿虽小，却可以通过飞机大炮。现在美蒋势力大，内蒙古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我希望你们回去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内蒙古。第三、内蒙古民族要统一，成立一个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把东蒙古人民都团结起来。”

　　至于“内外蒙合并”一事，当时，东蒙古上层及进步势力等人的想法是比较朴素的。一是与外蒙古同祖同宗，文化上、生活积习上、宗教信仰上，包括最基本的语言上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同民族团圆是理所当然；二是当时蒙古族受国民党大汉民族主义的压迫实在是苦不堪言，广大蒙古族人民想早早地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获得民族间的独立与自由，尤其是外蒙古推翻了封建统治，废除了王公特权，内蒙古人民对外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十分向望；三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如何解决各少数民族的主张也不了解。尤其是日寇投降后，共产党的势力尚未进入东蒙地区，致使东蒙古地区的领导人无法与之沟通。

　　东蒙古上层进步势力从蒙古回来后，积极与中共西满分局联络，准备筹建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

　　1946年1月16日至19日，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葛根庙召开。内蒙古东部各盟36个旗的代表和王爷庙各族各界人士4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博彦满都致开幕词，特木尔巴根作了关于《东蒙古人民自治法》的说明。会议制定、讨论通过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法》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并对政府职能、行政区划、财政经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月18日，会议选举产生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博彦满都当选为政府主席，玛尼巴达拉为副主席，哈丰阿为秘书长，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玛尼巴达拉、达瓦敖斯尔、张铁铮（汉族）、李善忱（汉族）、洪巨成（女）、博丕云（女）等15人为委员；还选举产生了“小呼拉尔”（小会议），寿明阿当选为议长，桑杰扎布为副议长，寿明阿、桑杰扎布、乌云毕力格、郭泽民（汉族）、刁博川（汉族）、额尔敦陶克陶、德力格尔、张尼玛等45人为小会议代表。宣布设立政府职能部门——经济、民政、内防、司法四部及参事、宣传、秘书三处。会议宣布变更内蒙古东部地区行政建制，决定设立6个省，即将兴安、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四盟及呼伦贝尔部改称省，并将原日伪时期的兴安东省（即西布特哈部）改设为纳文慕仁省。兴安省政府驻王爷庙，辖西科前、中、后三旗，喜扎嘎尔旗，扎赉特旗，郭尔罗斯前、后二旗，杜尔伯特旗，突泉县，扎赉特自治区等八旗一县一区；哲里木省政府驻通辽，辖东科前、中、后三旗，库伦旗，奈曼旗，苏鲁克旗，通辽县等六旗一县；昭乌达省政府驻林东，辖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右二旗，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开鲁县等五旗二县；卓索图省政府驻乌兰哈达（今赤峰），辖喀喇沁左、中、右三旗，土默特左、中、右三旗，翁牛特左、右二旗，敖汉旗等九旗；呼伦贝尔省政府驻海拉尔，辖索伦东、西新巴尔虎二旗，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左、右二旗，满洲里市，海拉尔市等五旗二市；纳文慕仁省政府驻扎兰屯，辖布特哈阿荣旗、莫力达瓦旗、巴彦旗、纳文旗、依克明安旗等五旗。1月19日，发表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树立宣言》，“实行高度民族自治”，“建设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决定组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统一指挥内蒙古东部地区各支蒙古民族武装。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成立，在行动上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作战，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介入。同时改变了“内外蒙合并”的思想，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提出自治自决。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成立，立即打开了东蒙古大门，让共产党的干部进来，建立党的组织，1946年3月，以张策、胡昭衡、方知达、胡秉权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王爷庙成立了西满军区办事处，对内叫东蒙工委。

　　中共东蒙工委为了迅速打开王爷庙地区有利局面，成立东蒙古解放妇女协会、王爷庙铁路工人协会、王爷庙铁工厂工人工会、王爷庙瓦匠工会、王爷庙工人联合会。这些群众团体组织，为共产党人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依靠群众，支援解放战争成为了有效载体。

　　在中共东蒙工委领导下，在王爷庙街东南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揭露了王爷庙铁西区黄、张两个地主，伪满洲国警察头子白惠卿、王拉西尼玛，日本特务麻生达男（原名官布，蒙古族人）、大石良（日本人，伪王爷庙街街长）等人十恶不赦的罪行，并坚决镇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给反动日伪残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中共东蒙工委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步消除了基本群众中的各种疑惑和顾虑，一批共产党人在各级机关和单位担任起了重要职务。张策担任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防部副政治委员，胡昭衡担任东蒙古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委员，胡秉权担任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政治委员。方志达、胡子寿、蒋弼仁、毕舒国、宋振鼎等一大批中共党员也进入到旗、镇政权部门担任要职，为创建巩固的东蒙古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东蒙工委注重培养青年干部，把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优秀干部派到各旗努图克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杰尔格勒、暴彦巴图、官布扎布被称之“前旗三杰”，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2岁，主政前旗党政。特古斯朝克图、图布信、布特格其、阿拉坦敖其尔、敖茂海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入党不到一年就提任旗工委书记、旗长等职务。从而使各级政府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心向共产党、人民信赖的干部手中。在军队，进行整训、改编、改造和清刷。像王海山、都固尔扎布、白海峰、那日等一批坚定信念跟党走的热血青年，相继担任师长、参谋长和团、营一级领导，使党牢牢地掌握了民族武装力量。

　　到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兴安盟各旗县均成立中共党工委，街镇、乡努图克成立22个党支部，发展党员900多名。

　　总之，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在中共东蒙工委的努力工作下，王爷庙成为共产党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可靠的大后方，为党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四·三会议”的召开和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至此，以王爷庙地区为中心的东蒙古革命根据地已形成。

　　四、国民党的“行政接收”和“制宪国大”促推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加速其军事“接收”的进程，依据日本投降前即以确定的方针，迅速恢复了旧有的统治体制。1945年8月31日，国民党在重庆组成了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宣布恢复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原有建制，又在东北地区划设了9个省，以取代伪满洲国行政区划。将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划入了辽北省；在呼伦贝尔和西布特哈地区划设了兴安省、嫩江省，并宣布“九一八前原有各县亦一并恢复”。贯彻“以实施省政为中心”的方针，继续对内蒙古采取由各省分割统治的办法。同时，国民党在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情况下，对内蒙古意欲推行更为严厉的政策，甚至试图将内蒙古这一名称予以撤销。

　　为迅速、有效地控制内蒙古地区，作为对内蒙古“行政接收”的主要方式，国民党还进行了“蒙旗复员”活动，即依照1931年颁发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恢复盟旗、恢复伪满时期已废止的王公札萨克制度。为此，一批蒙古族官僚、知识分子被派往内蒙古地区，替国民党招抚流于各地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和曾在日伪政权任职的官员，扶持王公贵族重建盟旗政权。11月，“宣抚团”在北平城里办理在平蒙籍失业、失学人员的登记、救济等项事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组成了“蒙古宣导团”，前往内蒙古东部盟旗，宣传国民党中央的“德意”。关于国民党军队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接收”，国民党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还设立了“东北蒙旗复员委员会”，以专事推进内蒙古东部盟旗的“复员”活动。10月间，相继在沈阳、锦州重建了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政权。

　　战后，国民党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积极进行的“盟旗复员”活动，是将其作为与军事行动相配合的一项辅助性政治措施。借此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和政客，编组蒙旗武装，利用他们从事省县当局在东蒙地区难以进行的“接收”活动。在“接收”活动中，对前伪蒙古残部、伪满军警、大股土匪以及部分地区在战后组成的武装力量，国民党一律采取了收编、利用的政策，将其作为“军事接收”解放区的先头部队。国民党、政、军各部门给这些武装授以军队番号或其它各种名义，任命了众多“司令”“队长”“总指挥”。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由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和“东北蒙旗复员委员会”扶持的地方武装和大股土匪多达几十股，其中有活动在兴安盟和呼伦贝尔、西部特哈地区的袁师古、苏和巴特尔、马海泉所率的“光复军”“挺进军”拥众万余人；在哲里木盟，有包善一、徐邦统为首的“保安大队”以及王华兴为首的“东北保安独立支队”等，仅科尔沁左翼中旗、前旗、后旗，以及扎赉特旗有号为“金龙”“九江”“满天红”“花蝴蝶”“十八省”“大主义”“全好”“草上飞”等股土匪3000余人被“保安大队”或“独立大队”收编。

　　国民党在内蒙古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分裂和同化蒙古族，继续维持它对蒙古族的黑暗统治。同时，通过这些政策等，配合国民党的“行政”接收，加快统治内蒙古地区。

　　所谓“制宪国大”是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违背政协决议、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故又称为“制宪国大”。大会确立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根据政协决议，制宪大会原定于1946年5月5日召开，但因为此时国共两党无法达成改组政府协议，故中共和民盟拒绝提交名单，会议被迫延期。入夏之后，国共军事冲突扩大，且就改组政府名额问题纠缠不让，最终未能达成一致。10月11日，国军攻克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第三方面反复调停均告失败，国共冲突愈来愈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定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此举立即受到中共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加大会，而青年党最终决定参加国民大会；民社党毅然决定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民大会，但仅占用原在民盟内部分配给民社党的40个名额，以盼民盟回心转意参加国大。中共方面在后来表示：是否参加“伪国大”是该政党是否站在人民一边的试金石。

　　1946年11月，全国各地代表云集南京，开始制定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会议的议程是三读会模式，即一读会由各代表对草案广泛发表意见，交付审查，至审查报告提出讨论为止；二读会则根据一读会提出的修正案逐条讨论通过；三读会则是文字更正与整理，并作出表决。内蒙古出席大会的所谓代表团有三个：绥境蒙旗代表团，卓索图、昭乌达两盟代表团，哲里木、呼伦贝尔盟代表团，代表是由国民党私下圈定，出席的代表有白云梯、李春霖、白凤照、多尔济、荣照、巴文俊、达瓦、白海风等28人，但所谓代表既没有提出解决内蒙古有关自治问题，也没争取到蒙古民族的有关权利。

　　在此期间，乌兰夫同志在巴林左旗林东代表内蒙古200万人民郑重声明：“伪国大”不能代表内蒙人民意志，没有讨论任何有关内蒙问题的权力。12月20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兴安省行政委员会及参议会举行联系扩大会议，声讨国民党对内蒙古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宣布“不承认没有蒙古人民真正代表的‘国民大会’”。

　　中共中央及各有关中央局、分局在反复、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自治问题采取了积极而审慎的态度。12月26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晋绥分局、东北局、西满分局和乌兰夫发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前此东蒙自治正值政协初开与东北问题紧张时期，现在政协与东北问题均成过去，国内舆论逐渐同情内蒙自治，而国方亦已逐渐侵入内蒙古，故中央以为为了团结内蒙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高度自治政府……此事请既考虑，提出具体意见，进行具体准备，以便于在近期内实现。”

　　为此，在国民党政府对内蒙古制定政治方略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提前解决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五、东西部自治运动的统一，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45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同意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乌兰夫任筹委会主席。筹委会下设秘书处和总务处，具体负责召开大会的筹备事宜。由于各盟旗代表纷纷前来张家口报到，并带来各种提案，筹委会又于15日成立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21日，筹委会又将出席大会代表编成若干小组，互相研究提案及讨论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草案。25日，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预备会议。筹委会主席乌兰夫说明召开预备会议的意义，并由克力更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预备会议选举乌兰夫、奎壁、克力更、乌兰、田户、苏剑啸、乌力吉那仁、索德那木札木绰、阿拉登特古斯等9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通过了大会议事规程、会场规则及选举法。

　　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张家口市远来庄礼堂召开。当时的伊克昭、乌兰察布、巴彦塔拉、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卓索图、哲里木等8个盟和阿拉善、额济纳、东布特哈、西布特哈、索伦等36个旗的代表以及有关军政团体和学校的代表共计79人参加大会。会上，乌兰夫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他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在内蒙古历史上，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它标志着今天的内蒙古，在中国共产党的热忱援助之下，已经开始获得了解放，并且正在大踏步地向着全内蒙地方自治的方向迈进，今天内蒙古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赞助之下，才能求得彻底解放，才有其光明灿烂的前途。”他号召与会代表“把大会的各种决议带回各个盟旗去，使涣散着的蒙古人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为彻底实现全内蒙的地方自治而奋斗。”

　　27日，乌兰夫向大会作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的意见案》的报告。大会还讨论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28日上午，与会全体代表在从未有过的民主气氛中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乌兰夫(云泽)、奎壁、乌兰、孟子裕、克力更、旺楚克田户、乌力吉那仁、胡尔沁毕力格、包崇新、苏剑啸、田协安、陈炳宇、丹巴、索德那木扎木绰、才喜雅拉图、松津旺楚克、李海山、萨穆丕勒诺尔布、李新民、索德那木勇荣等21人当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通电全国反对内战》《电谢毛主席朱总司令》等文件。29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向全国发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公报》。

　　1945年10月5日，东蒙古以人民革命党的名义，以特木尔巴根、哈丰阿、萨嘎拉扎布、乌云达赉署名，由特木尔巴根执笔给乌力吉敖其尔、白海峰、佛鼎等写信，并派出包玉琨作为代表前去张家口与西蒙联系，了解自治运动情况。

　　12月底，联合会成立大会刚刚结束，正在建立机构，部署工作。包玉琨来到张家口，听说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后，便找到联合会，同乌兰夫同志见了面。包玉琨把特木尔巴根、哈丰阿、萨嘎拉扎布、乌云达赉写给乌力吉敖其尔、白海峰、佛鼎等人的信交给了乌兰夫同志。同时包玉琨把如何联合内蒙古东部形成统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问题，提到了乌兰夫同志的面前。联合会研究了包玉琨所谈的情况，认为：内蒙东部的形势一时还不太清楚。既然代表来了，就有了统一搞自治运动的可能。目前，东蒙古领导层还不知道在党的领导下联合会已经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的消息。如果他们了解到内蒙古自治运动总的形势和发展的趋势，了解到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政策，相信他们也会选择统一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上来。从同包玉琨的谈话看来，乌兰夫同志已知东北局进入东蒙工作，但东蒙古的自治运动有“内外蒙合并”之目的，有独立自治倾向。同时，东蒙古的民族自治运动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主导。联合会考虑到包玉琨虽然是东蒙古派来的代表，但他却不了解详细情况，而且他的任务只是来取得联系，没有进行谈判的使命。

　　1946年初，乌兰夫同志向晋察冀中央局提出派代表赴东蒙谈判的建议，晋察冀中央局表示同意，并决定由刘春率代表团代表联合会和乌兰夫去王爷庙街同东蒙古负责人谈判。当时，代表团组成人员有克力更、包彦、乌兰、孔飞、田户同志。还有新参加工作的几个蒙古族青年，如乌力吉那仁、赛西雅拉图、庆格勒图、高德明、桑培勒、白音仓等。他们大部是东部的，有的是哲里木盟人，有的是卓索图盟人，一共有十来个人，刘春任代表团团长，克力更为副团长。

　　代表团动身以前，联合会通过晋察冀中央局向东北局、冀热辽分局，通报了联合会派代表和一些同志要和东蒙古负责人谈判的一些情况，还采用了敌战区地下联系的方法，规定了接头的暗号。

　　走到赤峰，刘春突然病倒。后来商量决定先派乌力吉那仁带着乌兰夫同志的委托信件和包玉琨去王爷庙，告诉东蒙古负责人，请他们派代表来承德、赤峰进行双方的会谈。乌力吉那仁和包玉琨走了好几天，仍不见东蒙古负责人到来，刘春又派克力更代表自己带着乌兰夫同志的信和包彦前去，仍约对方来承德、赤峰会谈。先期包玉琨回到王爷庙街后，因商谈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四师管辖林东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关系又来到了赤峰，代表团才知道东蒙古负责人还没有起程，于是刘春亲笔给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那钦双和尔、阿思根等9人写了一封信，请包玉琨再返王爷庙街专程邀请。

　　克力更等到达王爷庙街后，向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和秘书长哈丰阿、经济部长特木尔巴根讲述了来此使命和此行的经过。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三位负责人对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商很积极，决定亲自到赤峰。3月间，和包玉琨、克力更、包彦、乌力吉那仁一起经林东到了赤峰和刘春汇合。冀热辽分局让联合会代表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一起到承德去，让乌兰夫同志也到承德来参加谈判，并为此向晋察冀中央局和乌兰夫同志发了电报。

　　东蒙古自治政府代表为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包玉琨、白云航、义德嘎苏荣、哈斯巴特尔。他们到达承德后不久，乌兰夫同志也到了。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同志对他们一行来到承德表示欢迎，并向他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当乌兰夫同志见到特木尔巴根时，却发现是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这就为以后的谈判带来了有利因素。

　　3月29日，双方各派7名代表召开了全体会议，就会议主要议程、日程、方式、名称等问题进行了议论。

　　3月30日至4月2日，双方代表以自由交谈的方式召开了五次预备会议。双方代表各自介绍了自治运动开展以来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并围绕统一自治运动的一系列实质性问题进行了反复、细致的探讨和磋商。主要议程围绕内蒙古是“独立自治”还是“区域自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还是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领导自治运动？以及东西蒙怎样统一自治？

　　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代表们坚决反对“独立自治”的主张，坚持区域自治，哈丰阿却不是很容易接受其主张。会议因哈丰阿坚持内蒙古“独立自治”的意见而陷入僵局。

　　4月1日，冀热辽分局开会，会同西蒙代表一同研究东西蒙统一会议下一步如何进行。

　　会上，程子华书记建议说：“可以考虑吸收哈丰阿入党。”程子华书记认为：哈丰阿长时间形成的内蒙古要“独立自治”要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思想意识，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转变的，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考虑吸收哈丰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就可以促使哈丰阿接受党的“平等自治”的主张。与会者表示一致赞同。

　　随后，由刘春负责与哈丰阿谈吸收其入党的事宜。他们谈的很成功，哈丰阿欣然同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春当即把批准哈丰阿入党及哈丰阿伪满期间曾在伪兴安西省和伪兴安总省任职的历史问题留待以后审查的决定，通知了哈丰阿。

　　特木尔巴根知道哈丰阿入党的事后，找到乌兰夫，提出他苏联共产党的党籍可否转为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乌兰夫了解此事，给特木尔巴根以肯定的回答。

　　之后，乌兰夫和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商谈此事。程子华书记很赞同乌兰夫的意见，同意特木尔巴根由苏联共产党转为中共党员，并由乌兰夫把组织上批准特木尔巴根转党籍和他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的历史留待以后审查的决定通知特木尔巴根本人。

　　4月2日的小会上，由于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已经是中共党员，立场观点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哈丰阿为首席代表的东蒙参加小会的代表经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征得博彦满都同意后，接受了刘春为首席代表的西蒙参加小会的代表提出的“平等自治”和由共产党领导内蒙古自治的意见，同意取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古本部，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

　　会议急转直下。

　　而在增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常委、副主席、各部、处长，尤其是增补副主席问题上，意见又发生了分歧。以刘春为首席代表的西蒙参加小会的代表，建议联合会执委会增设一名副主席，由博彦满都担任。哈丰阿则提出由博彦满都任主席，乌兰夫同志改任副主席。

　　小会又出现了僵局。

　　为了使谈判尽早获得结果，改由刘春同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个别交换意见，并分别征求了乌兰夫和博彦满都的意见。博彦满都同哈丰阿、特木尔巴根诚恳的讲述，自己的条件不能与乌兰夫同志相比，乌兰夫同志是有政治理论、有实践经验的领导人。他早年留学于苏联中山大学，又在延安工作多年，长期受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思想水平高。内蒙古的革命事业必须由有革命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乌兰夫同志来领导。

　　这样，乌兰夫同志任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博彦满都任副主席就初步定了下来。其余增补的执委和常委及各部人事安排也就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

　　经过4天的小组讨论，举行正式会议的条件已具备，于是就正式召开了大会。参加的正式代表14人，有关工作人员亦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其主要内容有：内蒙古自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平等自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机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应予解散；联合会机构设置及其负责人；联合会执委63名，候补12人，执委中推选常委26人；乌兰夫同志被推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博彦满都为副主席。

　　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著名的“四·三”会议正式举行。乌兰夫在致辞中说：“东西两部蒙古同志们在这里谈自己的自治和民族如何解放的问题，从内蒙古解放运动的历史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此次东蒙古代表同志为内蒙古的事务到处奔走，为的是解放蒙古，对这个我们很是钦佩的。”“只要站在为内蒙古民族有利益的一个立场去争取、努力，那么，认为其他都不难解决的。”博彦满都致辞说：“今天的会议是内蒙古民族最重要并且在内蒙古革命历史上也是很光荣的一个会议。”“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蒙古民族的生存的道路已经打开了，我们应当按照我们的途径去努力。我们得到解放的好环境，就是因为中共八年抗战和北边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力量。我们认为中共是为民族解放，为民主主义而努力的，中共的目的和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因为一样的关系，我们跟随中共，在中共领导下而迈进，这就是我们的途径打开了。更有我们作中心的云泽主席从来为蒙古民族自由奋斗到今天，他又曾在中央中心的延安研究过多年民族问题，我们有这样理想的中心人物，实在是可以放心的。所以，在近几日的会议，通过衷心的谈话，意见一致，思想一致。由此可想，这个现象实在为我们蒙古民族好的光明”。

　　经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决议内容为：

　　一、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并且只有在中共领导帮助下才能得到解放。在目前的形势下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东西各盟旗均组织其分会、支会，实现其纲领。应建立各盟旗民选政府，分别接受各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及帮助。

　　二、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曾申明内蒙自治运动有统一机构后即撤废，现东西蒙已统一于联合会，决定东蒙代表回去就召开代表会议，施行解散，今后在东蒙设联合会总分会领导工作。

　　三、蒙汉杂居区实行蒙汉分治，盟管旗、专署管县，蒙人优势区或深入蒙人区之汉人区实行民主自治，受民主盟政府领导，盟旗政府按具体情形应有汉人委员。“九一八”以前为设县之地不在设县，设治局废除，不改设县。深入蒙地之汉县，八路军得在该地发动群众、改造政权、维持治安，以防特务活动。

　　四、联合会统一领导蒙古军队武装，并处理关于内蒙古建军、整编、训练、人事等问题。鉴于目前的形势条件，规定各蒙古军队应分别地域，属八路军各军区领导指挥。一切内蒙古军队，必须使之真正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民主自治的人民武装。

　　五、扩大原联合会机构为八部一处：组织部、宣传部、总务部、经济建设部、文化教育部、军事部、妇女部、青年部级秘书处。

　　执委由25人增选至63人，候补执委，由2人增选至12人。并由执委中推选常委26人：云泽（乌兰夫）、奎璧、克力更、乌兰、田户、乌力吉那仁、包崇新、胡尔沁毕力格、包彦、索德那木扎木绰、关起义、刘春、乌力吉敖其尔、李森、白云航、博彦满都、玛尼巴达拉、特木尔巴根、阿思根、桑杰扎布、哈丰阿、义达嘎苏隆、萨嘎拉扎布、朋斯克、鲍音扎布、旺丹。云泽为执委员会兼常委会主席，博彦满都为副主席；组织部长奎壁、副朋斯克；宣传部长哈丰阿、副勇夫；文化教育部长包彦、副桑杰扎布；军事部长云泽、副阿思根、田户；经济建设部长特木尔巴根；妇女部长乌兰；总务部长玛尼巴达喇、副克力更；秘书处长刘景平、副乌力吉那仁、义达嘎苏隆；青年部长特木尔巴根副鲍音扎布、索德那木扎木绰；秘书长刘春、副哈丰阿。（但在东蒙古自治政府未宣布解散前，不能公布。）

　　在联合会下设东蒙总分会，领导东四盟（哲里木、兴安、纳文慕仁、呼伦贝尔盟）工作。

　　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四盟受联合会直接领导，西蒙总分会领导西三盟（乌兰察布、巴彦塔拉、伊克昭等）及宁夏蒙古之工作。

　　六、各解放区国大代表，应注意蒙古代表问题，并争取选举民族代表，补国民党既指定之蒙古代表中已死或投敌、罪大者的名额。

　　七、各解放区政府、各军区帮助解决救济蒙民、培养干部、军队训练、给养及机关经费、服装等问题。西满多派干部参加王爷庙蒙古工作。

　　八、目前联合会之中心工作为大量放手以发动群众参加民主自治运动，发展会员建立分、支会，改选政权，预防特务破坏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与一切反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行动以打击。

　　九、以赤峰为内蒙古临时中心区域地，联合会建此，并在林东准备。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总分会建立后，由哈丰阿任主任。会议结束后，即组成联合会西蒙古总分会，奎璧为主任。以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旗帜作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旗。

　　4月5日，乌兰夫同志致电中共中央及有关中央局、分局，呈报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的内容，报告了会谈情况：“此次东蒙代表从外蒙及其实际体验中已知内蒙民族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中共能予以帮助，故自愿接受我党领导。他们原计划最低限度成立内蒙临时政府来代替东蒙政府，此次虽未实现，但对会议结果仍满意。”

　　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共冀热辽分局建议及本人的要求，哈丰阿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特木尔巴根被批准由苏联共产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博彦满都、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致电滞留北平的玛尼巴达拉等停止向民国政府请愿活动，撤回东蒙古人民代表团。

　　“四·三”会议以后，昭乌达盟地区蒙古民族武装与八路军热北军分区在管辖区域、隶属关系等问题上一度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得到了圆满解决。其部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进入蒙地创建革命根据地。

　　1946年4月中旬，博彦满都带领代表团回到王爷庙。没有片刻耽误，便投入到执行“四·三”会议决议的具体工作中。首先是召集东蒙各盟旗代表召开东蒙人民代表会议，撤销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了兴安省政府。第二是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并且统一了武装力量，把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统一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三是停止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古本部的一切活动。

　　“四·三”会议的成功召开，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部地区政治上长期分裂、隔绝的状态，初步实现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以及各民族革命与进步力量的统一和团结，为组织、动员解放区各族军民抵御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必要而适时的准备，同时也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全面、深入发展和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六、内蒙古西部沦为敌占区后民族自治运动的重心在王爷庙地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停战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张家口、张北、宝昌、南都、多伦、康宝、化德等内蒙古根据地的重要城镇相继失守。根据形势的发展，面对敌军的进攻，晋察冀中央局、军区领导经中央军委同意，做出了撤出张家口的决定。晋察冀军区机关撤向平绥路南——阜平老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撤到锡林郭勒草原的贝子庙。

　　9月23日，乌兰夫同志等带领少数机关干部，撤出张家口抵达贝子庙。当时，贝子庙除联合会机关外没有什么部队。布利亚特旗土匪十分猖狂，经常到贝子庙附近捣乱，骑十六师部及一些机关的军马被抢走，这帮匪徒似乎想要把联合会后方机关一口吃掉。他们凭借当时武器装备优良，依靠国民党反动派为后台，企图占领贝子庙，消灭联合会机关人员。他们曾一度集结了二、三百人的匪军到贝子庙附近进行武装袭扰，搞得贝子庙党政军后方机关不得安生。

　　1946年11月，骑十六师派连指导员云晨光同志与联合会联系。他们进入布利亚特旗境内，由于警惕性不高，十二位同志在晚上吃饭时，被匪徒突袭，云晨光等同志不幸牺牲。

　　乌兰夫、刘春、奎璧等面对当时的困难局势，研究商定去蒙古进行工作联系。一是向蒙方通报联合会机关从张家口撤退后的形势、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今后的工作等情况；二是请求蒙方对联合会给予一些物资方面的援助等问题。

　　乔巴山提出将乌兰夫同志及自治运动联合会其他负责同志的家属撤到蒙古边境内，使同志们无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对付国民党的进攻。随后，由周吉同志担任书记，伊力、张晖同志担任支部委员，带领十几个大人、二十多个孩子组成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家属队，从阿巴嘎左旗的岱喇嘛庙出发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边境逗留一段时间后，又辗转到乌兰巴托。在那里，他们生活上得到了很好的安排。直到1948年3月，他们才经阿尔山回到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所在地乌兰浩特。

　　1946年10月间，晋察冀中央局曾几次来电，考虑到锡林郭勒草原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给养困难，为避免国民党军队对内蒙古首脑机关袭击而造成大的损失，要求内蒙古党委和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向林西冀热辽分局靠拢，内蒙古党委接受冀热辽分局领导。

　　11月18日，东北局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议。中央采纳了东北局及冀热辽分局的建议。认为经过一年多的自治运动，晋察冀中央局、东北局、西满分局、冀热辽分局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前夕，在适时、在安全地域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条件基本具备。

　　12月14日，冀热辽分局在林西召集由自治运动联合会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研究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有关问题，包括自治政府的性质、管辖区域、党的领导以及自治政府与相邻解放区的关系等问题。会议认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均需有一整套完备的机构，以及安全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目前自治运动领导机关处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三面受敌的不利地位，很难实现对整个内蒙古的领导。目前，东蒙古王爷庙地区已成为革命根据地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大后方。兴安省和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总分会在我党的领导下，有完备的领导机构，有较强的军事力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以王爷庙为中心云集了大批蒙古族上层进步势力，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为自治运动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所以，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工作重点应在东部，内蒙古自治政府应该在王爷庙街成立。

　　七、“五一大会”的召开和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

　　根据中共中央及各有关中央局、分局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乌兰夫肩负着筹备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历史使命，开始向王爷庙街进发。

　　1947年1月，乌兰夫率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和西蒙执委40余人出发，于2月14日抵达兴安盟王爷庙。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总分会、中共兴安省工委、兴安省政府领导和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省军区代表及王爷庙各族各界人士和群众数千人前往车站，热烈迎接乌兰夫一行。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迁至王爷庙街后，向内蒙古解放区各族各界群众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的方针和政策，广泛深入地动员王爷庙地区各级干部和各族各界群众积极投入到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筹备工作中。2月16日至20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先后发出《关于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和《关于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及代表产生办法的通知》，要求联合会西蒙古总分会、东蒙古总分会执委和候补执委于3月15日前来王爷庙报到，各盟分会准备《工作报告》。3月14日，云泽就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准备3月下旬开会，组织自治政府。”

　　3月底，为即将召开联合会执委会议和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联合会总会及东西蒙总分会负责人应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邀请，去东北局参加会议，请示并汇报工作。会议在哈尔滨马迭尔饭店举行，故称“马迭尔饭店会议”。会议召开时，东北局临时指定八人参加了会议，有乌兰夫、刘春、奎璧、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克力更。东北局负责人罗荣桓、高岗、李富春等参加了会议，会期五天。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在党内研究确定自治政府的人事安排；起草并讨论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暂行组织大纲》。会上，刘春根据中央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方针、政策，起草了《施政纲领》和《暂行组织大纲》并经东北局审定，转报中央原则上同意后，等待提交执委扩大会议和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人事安排问题是由东北局领导及乌兰夫、奎璧、刘春、博彦满都、哈丰阿等少数同志参加定盘的。会议研究确定：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乌兰夫、副主席哈丰阿、参议长博彦满都、副参议长吉雅泰。同时拟定了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和参议会名单。这两个名单，既包括了东西部的蒙古族负责人和汉族负责人，也包括了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选举联盟”。

　　4月初，联合会主要领导人返回王爷庙。

　　4月3日至21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王爷庙街召开执委扩大会议，总结自治运动开展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安排部署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及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有关事项。联合会总会执委、候补执委53人，东蒙古总分会执委、候补执委22人以及各盟旗代表共200余人出席了会议。4月9日，乌兰夫在会议中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报告》，深刻分析了内蒙古革命的形势以及面临的困难，在军事、生产、教育、民族团结等方面提出了奋斗目标。刘春在题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以来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论述了联合会的各项方针、政策。会议期间，哈丰阿作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总分会工作的报告》；特木尔巴根作了《兴安省工作的报告》；奎壁作了《巴、乌盟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王宗洛作了《锡盟工作的报告》；陈炳宇作了《察盟工作的报告》；白云航作了《卓索图盟工作的报告》；这些工作报告对自治运动开展以来各盟的基本情况向会议代表作了详细介绍，在群众工作、政权改造、军队建设、对敌斗争、干部培养、经济发展以及与友邻解放区的团结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会议还对有关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4月23日，王爷庙街彩旗招展。成吉思汗庙山下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会场庄严肃穆。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乌兰夫、斯大林、乔巴山的彩色画像和以五角星、套马杆、锄头为图案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旗。会场两侧挂满了友邻解放区和内蒙古各盟旗、各单位赠送的贺幛。13时许，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出席大会的除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包头、绥远、伊克昭盟、阿拉善、额济纳旗外，有来自内蒙古大部分盟旗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汉、满、朝鲜等各民族代表共393人。代表包括工人、农民、牧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

　　到了29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开始选举议程。在选举内蒙古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过程中，由于意见分歧而出现了一些波折。少数代表在会前就已进行了非组织的活动，试图否定在哈尔滨会议上共同商定的人选方案，私下提出了所谓“三不选”，即不选延安来的干部、不选抗战胜利后参加革命的青年、不选汉人的错误主张，并重新拟出了一份选举名单。在部分代表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这些错误主张和活动，受到了多数与会代表的抵制和反对。为此，会议党团在共产党员和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团员中进行了动员、布置，坚决执行原定的“选举联盟”，不仅确保部分人所谓的“三不选”代表入选，还必须保证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持错误主张的代表入选。经无记名投票选举，基本实现了原定选举方案。排列在参议员人数限额之内的最后4名得票数相等的候选人经会议讨论，采用抽签的方式使“选举联盟”拟定的人选当选，从而解决了由选举引发的一些问题。30日，会议宣布了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结果，当选参议员121人，其中蒙古族、达斡尔族96人，汉族24人，回族1人，妇女代表5人。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宣告诞生。

　　5月1日，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举行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参议会议长及驻会参议员的选举，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当选为副主席。当选的政府委员有：特木尔巴根、奎璧、阿思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乌兰、胡尔沁毕力格、王再天、那钦双合尔、鄂嫩日图、王海山、哈萨巴特尔、都固尔扎布、高布泽博、旺楚克、包彦、刘春、王铎、胡秉权。博彦满都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参议会议长，吉雅泰当选为副议长。特古斯朝克图、义达嘎苏隆、拉玛扎布、王海峰（白音布鲁格）、克力更、尼玛、旺庆、高万宝扎布、图布信（特布信）当选为驻会参议员。在会上，乌兰夫同志壮严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

　　5月2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闭幕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典礼举行。全体政府委员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全体代表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宣誓就职。乌兰夫诵读了誓词：“余等誓以至诚，为内蒙古人民服务，并为坚决争取自卫战争与解放战争之胜利，与彻底解放内蒙古而奋斗。”乌兰夫同志还向大会发出了“全体人民应一致亲密的团结在自治政府的周围，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而努力”的号召。庆典礼成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一部以雄壮的军容接受了检阅。

　　5月3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召开了首届政府委员会议，任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王再天任办公厅厅长，奎璧任民政部部长，阿思根任公安部部长，高布泽博任文化教育部部长，松津旺楚克任参事厅厅长。会议决定：将5月1日定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旗作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旗；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设兴安盟王爷庙。内蒙古自治政府发布第一号布告，决定从12月1日起将王爷庙街升格为市，改称乌兰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政治创新，更是一个伟大创举。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结束了内蒙古长期以来被分割统治的历史局面，实现了蒙古民族在政治上的彻底解放。可以说自清以来东科尔沁部与西喀喇沁部纷争不休，民国期间内蒙古地区被切割的七零八落，日伪时期东部由伪满洲国统治，西部由伪蒙疆集团统治，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各民族才得到了彻底解放，得到了大团聚、大团结、大发展。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为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解决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体，提供了借鉴的成功典范。当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尚在探索实践民族出路、民族解放，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现，为他们提供了成功典范。纵观世界各国民族问题始终困扰着各国的政党和领袖。中国共产党很好解决了民族问题，使中国长治久安，各民族团结繁荣，为他们提供了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作者任翔，著名学者，内蒙古民族干部学院客座教授、兴安盟红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出版书籍《历史见证博彦满都》《红树根》《红草原》《民族魂》等，发表作品两百余万字。为《中国共产党兴安历史》撰稿人之一。)